来源：共产党员网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上半年，公司MEMS工艺开发、晶圆制造两个细分领域产能利用率同比降幅均超2成，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升、人员增加带来直接材料成本及人工消耗大幅增长，新增设备导致制造费用大幅增加，MEMS业务持续承压。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在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1971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最终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刻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首都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网上证劵放大渠道，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